后记 [复制链接]

写得好，尤其是提到了陶行知

后记

1999年初我指导的一位15岁的学生到深圳考点报考雅思(IELTS)，获得7分的成绩，备受深圳雅思考试中心吴老师和窦老师好评。那时雅思在中国还远未流行，大小书肆连一本雅思教材都难觅，更罕见中学生报考。该学生英语学习从不读考试书籍、从未参加新东方等任何培训课程。15岁学生雅思达到7分，这个成绩在1999年出色，在今天就很普通。如今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并肯下工夫，中学生达到雅思7分并不困难。因为英语学习的条件有了根本转变，1999年互联网在中国刚起步，如今它在中国城市地区已经空前普及。互联网是人人随手可得的最杰出的免费英语教师，但大众与学者均未充分珍视其价值。

  
   　也是从1999年开始我指导准备留学的中学生。由于签证及课程体系方面的缘故，这些中学生多以英伦为留学首站。9年间我指导和帮助的中学生，超过40人被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录取，还有数名被美国名牌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就英语水平而言，剑桥与牛津的入学标准通常分别为雅思7分与7.5分以上。整体统计我指导的逾200名中学生中95％以上被英美各国排名前10％的大学录取。

  
   　能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的中学生，多数但非全部，原来潜质就好。我也指导过很“普通”的学生。举一近例。我一直想为内地学生提供高素质英语教学，为着实现我的愿望，2006年妻子王璐开办了一所学校，山东临沂威灵顿外国语学校。是年暑假该校第一次面向社会开课，我前往指导，遇见几个参加该校课程的临沂大学学生，准确地说是大专生。任课老师山东大学英语硕士生冯德正告诉我这些学生英语程度很弱。其中一个学生卞红莎求学若渴向我请教。我询问她为何英语程度这么弱。她解释，因想提高综合素质，大一攻法律大二攻会计，如今才发现自己英语太烂。我向卞红莎择要讲解“英语原典听读集成训练法”，并推荐有声读物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我强调用这种方法开始会感觉较难，但坚持三个月英语能力就会突飞猛进。

  
   　对我极力推荐的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英语教师几乎一致的评论是“太难”。如果英语教师普遍感觉困难，你不能对一个基础弱的大专生抱太多期望。何况我从不指望学生都能听得进我的建议。对卞红莎同学亦如此。四个半月后收到卞红莎同学的一封邮件，她的兴奋和激动洋溢于邮件之中。她用“令人震惊”这四个字来描述自己英语上的飞跃进步。她告诉我：采用徐老师的方法，开始确实难。但她坚持下来了，恰恰是在三月以后，她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四个多月后她拿英语专业八级的听力和阅读考试真题来尝试，怎么也不敢相信，就是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些对商贸英语大专生高不可攀的英语专八试题竟然这么简单！2004年专业英语八级试卷她做下来只错了两题。她告诉我，在本校英语相关专业学生中她从原本中等位置进步到全年级几百名同学的最前列。兴奋之余她在邮件中感叹：“多么幸运能够遇到徐老师您这样的大师，又多么不幸在这么晚才遇到大师！”

  
   　我知道她的感叹发自内心。但“大师”这样的赞誉却纯属笑话。2007年5月再遇已读大三的卞红莎时，她的英语语和听力已经超过了我就职的深圳大学外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准。

  
   　也是从1999年开始我希望在国内引进国际先进的课程体系。我的想法很简单。可做一个通俗类比，中国的经济自打破闭关自守的垄断、开放外资和民资、从而引入竞争之后，开始显现勃勃生机。国内教育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无疑是直接开放和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竞争因素。国内教育素质进步迟缓，撇开体制原因，关键因素在于对国际先进的课程及考试体系了解甚少，教育界缺乏多元化异质化的竞争与杂交。现代教育毕竟扎根于现代文明，即现代人文、法治、科技。这些领域现代文明原创地的西方社会，其深厚传统不是发展中国家一两代时间能够企及的。所以最佳方法就是采用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先虚心地学，直接引进国际化的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教育健康成长。此外从社会角度分析，在国内引进国际先进课程体系，可大大降低家长送子女留学的经济负担，减少国家层面的教育贸易逆差，更能避免低龄学生海外留学的种种风险。

　　经过研究对比我选择引进剑桥大学考试院(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的A—LEVEL课程体系，2000年开始设法与各方沟通协商，2002年进入实质操作准备，2003年在全国率先直接引入该课程，全面指导创建了以剑桥大学考试院的A—LEVEL体系为核心课程的国际学院，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需要指出此前国内已有教育机构引进了剑桥大学考试院的IGCSE课程体系，但尚未成功引进A—LEVEL课程体系。前者对应的学年段大体为高一高二，后者大体为高三到大学一年级。

　　商业投资者与专业人员的矛盾不可避免，以学生利益为尊的教育领域愈发如此。创建一所主要由商人“投资”的国际学校，对即将面临的矛盾我有所准备，相信能以面对下一代的人性良知说服“投资人”，永远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更何况以国内高素质教育极度匮乏之状况，只要把学校办好，丰厚的经济回报并不遥远。但现实令我非常遗憾。在我与剑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获得授权并全面参与完成第一届教师招聘学生招生之后，该学院主要“投资人”立刻表现出种种令教师、学生和家长都不能认同的行为。为着有效保障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权益，我公告该学院全体教师，与其主要“投资人”划清界限，同时始终站在学生、家长及教师的立场上，指导帮助这所学院，尤其是指导帮助学生，直到其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

　　就英语水平而言，该学院从各中学招收的第一届40名学生仅仅通过一年学习，10％的同学雅思达到7分或以上，其中2人7.5分，2A7分，约40％的同学达到6.5分或以上，多数同学达到6分或以上。不难看出他们英语水平的飞跃进步即使放到北大清华都不逊色。

　　该校这一届学生中，我个人悉心帮助指导的戴镇、杨汀、章博、章丽娜、木璨和任冠桦六名学生被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录取。其中戴镇、章丽娜、木璨和任冠桦四位同学出于该校种种问题，第二年就退学，在我帮助下转读海外学校，继而被剑桥或牛津录取。由于第一届学生的广告效应，该学校后来招生爆棚、学费暴涨，3年翻了一番，办学经济状况从开创时期的空手道式的窘迫变成财源滚滚，而我则完全离开了这间一手创建的学校。遗憾的是在积累了第一届学生的成功经验之后，在办学财经条件大幅改善之后，该校第二第三届连续两届毕业生的海外大学录取状况反而明显逊色于第一届。不过，有经验有教训，相信该校未来能逐步走好。同时尤其令我欣慰的是，由于该校的“样板”效应，全国A—LEVEL课程学校从无到有，短短4年已经发展到近30间，仅广东省就有五家，实现了我在国内高中到预科教育段引进高素质课程竞争的愿望。

　　因创建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过度劳累损害了健康，2003年夏我完全瘫痪在床，连侧侧身这样最轻易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妻子王璐日日夜夜照顾护理，方令我逐渐康复。其问我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我的学生高思梅在病床旁聆听我口述撰写英文文件，指导该学院工作；学生家长王建树医生坚持为我做推拿按摩治疗，促进了我的康复。在身体康复中和康复后，始终有家长，包括该学院学生的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我指教。我周末、假日和晚上大多被此类事务占据，年复一年。毕竟，孩子的教育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天大之事。可我感觉精力每况愈下，乐意帮助家长和学生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希望指导创建更好的国际化学校，带出一支团队，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服务。除了妻子创办的山东临沂外国语学校，深圳城市绿洲学校的校董张彤女士和外方校长Mary O'Donnell博士殷勤地邀请我加盟全面指导该校国际教育项目，经考察后我欣然应允。此外，我更渴望写这样一本小书：农村的孩子读了就能掌握自学英语的恰当方法，通过他们特有的勤奋在英语上超越大学教授，由此改变他们的命运。是的，我一度想以“英语改变命运”来做本书书名。

　　但由我来写这本小书勉为其难。首先，虽然如今身为托福主考，英语并非我的专攻；进而，我一生中教人无数，却从没有遇见哪怕一个学生在语言学习能力上如我这么愚笨。他人初闻此言以为我或在调侃或故作谦逊。然而这是明摆的事实。我父母是苏北如皋人，早年参加抗日但一口乡音未改。我在父母身边长大，少年时期还在如皋住过一年多，却连一句家乡话都不会说。16岁前我一直住在上海，成年后在上海完成了硕士学业，却不会说一句上海话。我先后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江苏南京生活过，短则三年以上，长则八年之久，我不会说哪怕一句河南话、西安话或南京话。如今我已在深圳居住了18年，仍旧学不会一句粤语。

　　朋友和同事公认我英语好。自己却很清楚我的英语仅在同辈非英语专业的知识群体中算差强人意。我，和我的同龄人，英语功底无法与老一辈相比，也无法跟年轻一代相比。引以为乐的是，我指导的青少年凡是能听进我的建议者都能在英语水平上迅速超越我，超越与我同辈的大学教授群体。之所以有此“成就”，可能恰恰是因为语言能力太弱，为着学英语我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学习方法。少年读者朋友，你的语言学习能力不可能比我弱，只要你有毅力遵循本书建议的方法坚持努力，一定能在英语能力上超过如今的大学教授。

　　我这么说没有贬责大学教授群体的意图。我们这一代文化传承上多为平凡之辈，无论国学抑或西学均无法比肩清末民初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那一代。但究其缘故，是历史变迁的特殊时代“造就”了我们文化上普遍的营养不良。子女营养不良错不在子女。

1966年夏我从上海“六一小学”毕业，在社会上晃荡了两年，不匕学不读书，1968年被分配进上海少云中学。学校里除了一门“毛主席语录天天读”，不开任何专业课，当然没有英语。更“妙不可言”的是不上学也无人过问。1969年为避大城市的动乱我回家乡江苏省如皋中学读书。那里情况比上海略好，少数专业课程还开着，如数学。不用考试按年龄我被直接安排进高一(1)班。数学课教的大体是初一初二的内容，虽然如此有胜于无。更多的时间同样安排来学习毛选、讲政治，或下农场农村劳动。如皋中学虽有数学课，却没有物理或生物之类的课程，但有我戏称为“公鸡”和“母鸡”的课程，“公鸡”是指“工业基础知识”这门课，“母鸡”是指“农业基础知识”课。教师们仍旧试图把物理和生化知识塞进这些课。如今回忆起来略令人诧异，学校有英语课。可惜一个月也难得上一两次。英语老师只教我们两句英语——也是我如今说得最好的两句英语。第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iarman Mao！第二句是Our Party is a great party，a correct party，a glorious party.我的英语启蒙教育就那两句话。一年后离开校门走人社会，待1978年初再次走进校门开始正规地学英语我已经25岁。所谓正规地学，也就是一周两次课，用学校自己油印的科技英语文献做教材，没有任何录音机之类的电教设备。我读计算机专业，学习以中国自己研发的第一代晶体管DJS-6计算机为蓝本的专业知识，90％的专、业内容教授时已被国际淘汰。如输入设备没有键盘，哪怕输入一个字母一个数字也必须在纸带上打孔，如果错了，则用肉眼对着灯光看纸带数洞眼查找错误。


　　这，就是我所具有的全部教育基础。同辈中的多数人还不及我。国教如斯，历史原本不能对我们这一代有过高的期许。


　　我们这一代并非不具备优势。从大革命时代国教之父马克思、列宁以降，从启蒙学者严复、蔡元培、胡适以降，百年来国际范围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社会变革经验日新月异，而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革命更为我们分享世界水准的思想智慧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今人具有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所不具备的新的丰富的社会变革经验、新的智慧思想资源，特别是空前便利的智慧传播技术手段。作为中老年长辈，我们这一代“知识人”面对下一代应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能是深刻反省自身在文化学养上的局限，不以专家自居，不以己之疏陋而强加误导后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文化的古训。是用互联网时代空前丰富的文化智慧思想资源以幼吾幼，还是发明互联网时代“创新”模式的闭关锁国政策以愚昧下一代，此为后人甄别我们这一代功过的分水岭。


　　过五十而知天命的这一代人是红卫兵红小兵一代，我们都面临历史最终评价。无论我们是什么、身居何位，是教授，是专家，是企业家，是政务官，等等，我们每一个也同为炎黄子孙，是父亲是母亲，甚至是爷爷奶奶。面对下一代，是要求子女为我们而牺牲，还是要求自己为子女牺牲，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一代的检验。进而言之或退而言之，过五十而知天命之人又能有什么牺牲？实际上我们自己不需要任何牺牲，只需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反省，做到这一点不是我们的牺牲，而是历史允许我们辉煌的最后机会。我常百思不解的一个困惑，较之西方许多文明，华夏文明里几乎每一个父母都能为子女做出更多的牺牲，但在社会整体上，长辈一代却往往逃避或拒绝为下一代做出一点点让步，更遑论一点牺牲。为什么？任何为母亲为父亲的一代，都有此寸草之心，都渴望给后代留下蓝天、碧水、安全的食品、安全的社会、快乐的教育、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公正的社会。我，我的同辈，给后代留下了什么？不错，与我们出生的时代相比，一部分人大大富裕了。但环顾四野，水是毒的、空气是毒的、食品是毒的，教育也问题多多。我们与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磨难而来的合理的文明制度与社会差距甚远，诚实、正直、骨气、宽容和博爱的和谐社会，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中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的；教书先生之害人更广、更深、更切，我们是不知道的。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他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他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今天的状况比近70年前陶行知如此评论的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更具体地，中国的书呆子是少了还是更多了？或许首先需要界定何为书呆子。大体说，书呆子者，能读书能背书，满腹经纶，但短于思考弱于实干，不善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书呆子之为书呆子毕竟不同于文盲，书，他们还是能通晓的。就英语的书呆子而言，他们至少是应该胜任英语听说读写、熟悉英语经典的一类人。如今国内的英语教学就总体而言，能培养出书呆子就属优质教育了。


　　英语，唯一也只有英语，在当代中国已成为贯穿各个学龄段学历段的核心必修课。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整整16年光阴，原本应该无忧无虑地嬉戏于芳草古木阳光烟雨中的一个个生命的精灵，被囚禁在四壁冰硬的水泥屋里，在无休无止的英语考试重负中磨难。如果一个生命的精灵，经历整整16年地狱般英语“学习”考试的磨难，能成长为莎士比哑、狄更斯、米切尔、斯皮尔伯格，那么也不负这强加自然造化之上的人为雕琢的炼狱。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要说，成长为一个莎士比亚或一个米切尔(Magrate Michelle)，他们连欣赏莎士比哑原著的能力都没有；甚至，他们连基本的日常英语都用不起来。他们的潜能、智慧、创造力，大多在考试的炼狱中湮灭。即使少数人能够通过考试而走向所谓成功，比如，通过“新东方”的考试训练而获得TOEFL／GRE高分，拿到美国的奖学金，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特生命的那万物之灵的情操魂魄，也多已枯萎凋谢。


　　在高等教育空前普及的当代中华，在人口数十倍于盛唐数百倍于春秋战国的当代中华，茫茫学海，茫茫考海，有无数高考状元，有众多抢食美国名牌大学奖学金的高材生，但找不出一个，哪怕仅仅一个，屈原、李白、李清照、苏东坡或曹雪芹——他们的时代，没有电脑，没有多媒体，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教育技术，甚至连文化传播的最基本工具活字印刷术或纸张都没有。屈原的时代，文字刻在竹简上，凡书都有百斤之重。曹雪芹的时代，活字印刷早已发明了700年，却从未在中华大地普及过。当然，他们的时代也没有动听的义务教育，没有考试，至少没有任何强制考试——义务教育的原意就是强制教育，“义务”也就强加了考试。义务教育究竟是现代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恐怕仍待历史检验。是的，屈原不是考试考出来的，李白不是，李清照不是，曹雪芹不是，莎士比亚不是，达尔文不是，爱因斯坦不是。所有伟大的心灵，都不是考出来的。


　　多数人学习英语找不到感觉，甚至完全失去感觉，其中一个重要缘故，在于考试教材应试教育都或多或少带毒。借用一则古老的智慧：凡药三分毒。此话同样适用于考试，凡考三分毒。再借用西方政治学的一句警世名言：政府是人类社会的必要之恶。此言同样适用于教育。由此，考试是教育的必备之药，考试又是教育的必要之恶，考试也就渗透着教育的必要之毒。合理的教育制度与合格的教育专家原本应该主动把这考试之毒限制在最低的必要程度上。然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大大行之。强制考试伴随我们成长，常年服毒就难以避免慢性中毒。没有突破考试的自觉，就只能成为受害者。英语学习如此，一切学习均如此。无论体制内的中考高考、体制外的此东方彼西方，都是学习者要自觉突破和超越的。


　　每当我看到上进的青年手捧这种那种“宝书”背单词，看到他们提及新东方那种虔诚、崇拜和发亮的眼光，对TOEFL／GRE的锲而不舍，总会联想到10年动乱时代曾读过的一则表彰：某某单位废物利用，拆除破旧的长城墙砖，用来盖新房。


　　英语词汇恰如“长城之砖”。它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人手中，不再去盖居屋，而有了更高的品位，求学位以逐美金。于是，满校园与时俱进的声浪：宝物啊宝物，宝书啊宝书，书中自有美元绿，书中自有奖学金，书中自有剑桥位，书中自有哈佛名。


　　长城般伟大不朽的经典静静地躺在我们身边，耐心、细致而努力地把它拆成一砖一瓦再拼凑出此新屋彼宝书，创新才是民族之本。噢，令人显阔的香车高楼，给人声威的名校外企，永远那么具有诱惑。难道当代国人真的江郎才尽华女智穷？


　　校园的草地、古木、阳光，糅合着季桂和茉莉芬芳的微风，掩映衬托着大学生们的青春。少男少女之自我选择，生命情操之歧路分野。古往今来不朽的文学思想作品，成长于少男之心少女之情。养育心灵情感的大地长空，多有稻粱功利之香车高楼，亦存文化智慧之莽林大河。令人显阔的香车高楼，永远那么具有诱惑。然而，沧海桑田大江东去，淘尽所有香车高楼的显赫，只留下哲学科学的回响，只留下文学艺术的芬芳。

是的，所有伟大的心灵都不是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透视国内教育包括著名培训机构的局限。无论汉语还是英语传承的都是人类的文化，表达的是个人的心灵。一个浅显却被教育界普遍忽视的常识，要学好语言，其最佳境界是去欣赏那些古往今来一个个独特的心灵，并升华自己的心灵。由此，在指导帮助我的学生专业上迅速进步的同时，我亦希望他们也能有一颗博爱正直的心。最低限度能够守职业道德、守良知底线。但我不能强求。


　　读者熟悉雨果的《悲惨世界》。走投无路的逃犯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接纳款待，冉阿让恩将贼报，偷走了米里哀主教的银烛台。冉阿让被警官沙威追捕归案，米里哀主教告诉沙威，“那银烛台是我送给他的”。冉阿让由此重获自由，大彻大悟，涅檠重生为一个博爱正直的慈善企业家。


　　教师不该把个人的期望强加于学生，只能设法引导，有时候甚至不得不用金钱来引导，或如米里哀主教的银烛台。专业本领也是引导学生的银烛台金烛台，价更高而已。我帮助过很多学生，包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这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曾在工作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以设立个人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引导学生。不可避免我永远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悉心帮助的学生，他们的品行最终令我深深遗憾。我的同事与好友曹亦薇博士为此曾批评我：你对学生太溺爱。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


　　面对米里哀主教的那根烛台，众生看到的只是它在金钱意义上的银或金，冉阿让曾如此。


　　面对英语面对知识，众生看到的只是它具备了实用的金钱或权力，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奖学金，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金钱为活命之必需，但生命，当有高于金钱的操守与追求。真正的学习，同样是高于金钱的追求，是兴趣，是热情，是欣赏，是爱。


　　我，从来对学生专业进步抱有极高的期许，很多学生亦不难达到这个期许，同时，又准备着学生的品行可能会令我遗憾、令人遗憾，不少学生亦当会如此。




　　国教如此，家教如斯，你，不能对他们有更高的希冀。


　　然而，教师之为教师，在于他或她永远不放弃对学生的帮助和信心。


　　因此，我同意又不同意曹亦薇博士对我的批评，我的答案很简单：作为教师，一生中只要遇见一个冉阿让，足矣。


1943年52岁的陶行知先生说：“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我已过52岁，仍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百分百认同陶行知先生的这个判断，但我一直恪守并以50多年生命阅历所能确信的是，生命中有太多的价值，骨气，自由，智慧，友谊、美和爱，远远高于金钱和权力。而这些，恰在现代汉语世界里迅速枯萎缺失。


　　语言学习说到底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境界，需要我们从汉语世界的传统中寻回骨气，自由，智慧，友谊，美和爱；在英语世界的传统中，亦不难寻觅幸遇这些高贵情操的心灵知音，激励同学少年之成长。


　　人生是否有目的、有最大的目的，我不得要领。但人生应当快乐，人人追求快乐，此为常理。英语学习应该给人带来快乐，带来智慧和美丽。


2007年5月25日于深圳锦绣花园

       这是我第5次看徐老师的后记，前四次在电子版节选看到。徐老师无私博爱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让我更明白学习英语的目的，更了解英语的魅力。我现在开始听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6月9日是我们约定的日子，到时再向您汇报学习进展。

期待中！
感谢！

LZ说的很不错啊！支持一下了，谢谢lz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