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英语教学会犯方向性错误 [复制链接]

为什么中国英语教学会犯方向性错误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大时代中的中国英语教育前辈

内容剪辑：
　　孔子说，“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
　　让我们对前辈英语语法的专家们表示最高的敬意。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泰山压顶的社会，以水击石，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撞破铁墙。他们，把英语语法，引入一个从没有语法知识语言学传统的国度，令其发扬光大。他们，蜡炬成灰，呵护着英语教学的星星之火。他们，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不能行而行，渐行渐远。他们不是落伍者，他们是英雄的先行者。他们，永远是文明传播史上的丰碑。

　　然而，以语法为纲以语言知识记忆为主的英语教学法，在全球范围，毕竟落伍，它毕竟是一个历史上曾经辉煌的教学法，它毕竟是今天应该被迅速“淘汰”而全面改造的教学法，而且，用更先进合理的学习方法取代它改造它所要求的各种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人也，时也，改变中国落伍的英语教学局面的大时代已经到来。
苟遇其时，何难之有！
　　知其最可而为之，Liozut Education 愿意引领时代的潮流，登高望远，大旗高举，振臂千呼，帮助亿万中国青年，引导亿万中国少年，自学而成长为超越前辈的英语奇才。
　　少年朋友们，Liozut Education 邀请你参与这一缔造历史的伟大进程。

为什么中国英语教学会犯方向性错误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大时代中的中国英语教育前辈

第一章．同胞司空见惯却令我惊异莫名的现实

　　1. 众所周知，尽管国内英语教学界，也在推动种种“新”的英语教学模式，诸如什么情景英语教学法、交际互动式教学法、听说先行教学法、视听教学法，等等等等，但全面主导大中小学一线教学与考试模式的，仍旧是语法翻译和语言知识记忆为纲的教学法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当代中国学生，都亲身经历体验过这种教学模式，部分学生（不在少数）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12年到16年寒窗苦读苦考，到头来自己仍旧是英语的功能性文盲。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这种教学模式，曾是19世纪欧洲外语教学的主流，但进入20世纪之后，它就落伍，被逐渐淘汰了。大约在1940年代以后，国际主流的英语教学界，罕有人再用它作为主导的英语教学法。它仅仅被保留于学习已经“死亡”的古代语言，例如拉丁语的教学上。国际英语教学界，公认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这种教学模式是落后的、被淘汰的体系。
　　且慢，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这种教学模式，根本不能说被淘汰了。如果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英语教学之国，如果它仍旧在中国流行，就没有被淘汰。
　　19世纪主导欧洲、如今被世界普遍淘汰的英语教学模式，在中国却非常流行。这个事实，令我惊诧不已。不妨设想，如果你在19世纪去欧洲旅游，尽管火车已经被发明，但无论城乡，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仍旧是马车。你无法想象，如果今天的中国，满街道拥堵的，不是奔驰宝马丰田捷达，而是马车。中国人早已习惯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甚至还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商用磁悬浮），喷气式飞机。但在英语教学界，中国学生大量“享受”的，恰恰仍旧是“马车式”教学法。
　　为什么？
　　2. 确实，1980年代之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英语教学之国。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这种教学模式，借中国开放之春风，迅速在华夏大地空前地“发扬光大”。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近30年闭关锁国时代的落幕，对外开放的门禁开启，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庞大的外语教学之国。我没有全面了解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外语教学状况，但所见所闻中，像中国这样，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一共12年，都把英语作为核心必修课（语数外三大主课），并且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仍旧是必修必考的科目，这样的外语教学大国，确实全球罕见。如今，英语正成为中国的全民外语。
　　“一夜之间”，中国突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英语教学之国，这个事实，也令我震惊不已。对自己的国粹，汉字，一些并不激进的改良，例如简化字，都曾遭遇中国学界的强烈反抗。蒋介石就曾想推行简化汉字，一位声誉赫赫的著名学者竟然当面向蒋介石下跪，进谏绝不可推行简化汉字，忤逆背叛祖宗文化。简化汉字，迄今仍旧不断遭受抨击，众多港台学者，部分大陆学者，坚持主张恢复繁体汉字。
　　中国人对自己的国粹和历史传承，有时痴迷之极，有时轻忽之极。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文字改良，都不是学者们做出的，而是雷霆万钧的政治军事强人亲自倡导，并强制推动的。第一次是秦始皇，第二次是2000多年后自诩比秦始皇对儒生严酷100倍的毛泽东。如果没有此两位军事超人的铁腕，或许今天中国的文字，仍旧沿用小篆的体系。2000多年里，对自己国粹中的国粹，母语文字的一点点改革，都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反抗，只有等待千年一遇的政治军事超人降世，才能有所成就，而对完全外来的语言“入侵”，却不暇思索，立刻全民“投怀送抱”，“以身相许”，令我匪夷所思。
　　为什么？
　　虽然匪夷所思，但我相信这个趋势：英语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的全民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逐步”这个修饰，是以个人生命的尺度来衡量的。如果用人类文明史的框架去看待，笔者相信，50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一致公认，“一夜”之间，英语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第二语言——与此同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上，英语就迈过了它成为真正的世界语的最后一大里程碑。
　　3. 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重视外语教学的国家。以30年的历史而论，它在英语教学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成绩巨大。与此同时，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是，从整体上考察，中国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好，学生通过12年到16年“核心必修科”的英语学习之后，通过无数轮考试之后，能够娴熟掌握功能性英语的青年，比例仍旧很低。这是一个国人习以为常，却不正常的现象，它反映了深一层次的状况，即中国的英语教学模式，从整体上考察，是明显落后于世界潮流的。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困惑，为什么那些更先进合理的外语教学模式，不能借中国开放之春风，借中国民众、学界和商界对英语空前的热衷，在华夏大地普及流行，为什么国际英语教学界公认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落伍的英语教学法，反而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呢？
　　为什么？
　　如果弄清楚了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容易地因势利导，成就一项庞大的教育改革——推动全球最大的外语教学之国的英语教学进步，令3亿学生受益。3亿学生，是3亿生命，3亿万物之灵，他们的潜能，如果通过合理教育的启迪，无可估量。
　　笔者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而越简单，越令我震撼。

第二章 现代史原因

　　１.　1949年起，中国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自力更生的战略，以及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战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它必须学习以英语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成为全中国“深仇大恨”的敌人，想象中和现实中的敌人。不必展开讲，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人多么“恨之入骨”——现代中国青年早已陌生的史实。
　　1937年到1938年南京沦陷和南京大屠杀期间，被誉为东方的辛德勒的美国基督教徒明妮•魏特琳女士，千难万险，以即便是英雄都无法想象的无畏勇敢（更远远超过辛德勒的勇气），保护了成千上万中国年青姑娘，使她们避免了被残暴的日本军人蹂躏和屠杀。⑴　在夜以继日的救助中国妇女行动中，天天目睹日军比撒旦还撒旦的邪恶，比恶魔还恶魔的残暴，超出任何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残暴，明妮•魏特琳女士的精神彻底崩溃，回国医治心灵重创无果，于1941年自杀。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如果做一个历史评估，20世纪最英勇无畏地帮助了中国民众的前三位外国人是谁，我想，明妮•魏特琳女士当名列其中。帮助过中国的国际友人很多，能够像明妮•魏特琳那般英勇，自己身为女性，天天直面比撒旦还撒旦的邪恶、比恶魔还恶魔的残暴，而保护成千上万女青年的，不仅中国，不仅20世纪，这样的英雄，全世界古往今来都难找。辛德勒救人一命的功德，与明妮•魏特琳同样，但明妮•魏特琳身上，我们确实看到罕见的超人的勇气。
　　撒旦之所以为撒旦，就在于，第一，他是唯一拥有可以与上帝抗衡力量的“巨人”，唯一可以与耶稣基督、与释迦摩尼抗衡的巨人；第二，他的邪恶和残暴，根本不需要动手，就可以彻底摧毁善良人的精神，令他们“自动”走向死亡。明妮•魏特琳女士因此而死，张纯如女士也因此而死。但她们的死，更凸显出她们，柔弱的女性，却是敢于挺身反抗撒旦的人间异数，一如另一位北大才女。
　　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分别于1947年和1957年，为一位英勇的中国农村少女刘胡兰郑重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据我所知，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中国领袖们，没有任何一位，包括最受中国大众爱戴的周恩来，曾经为明妮•魏特琳女士写过纪念和赞扬的题词，哪怕仅仅是肯定的只言片语，那怕仅仅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
　　一个对千万中国女性有救命之恩的伟大性灵，在一个时代，在中国人心中，可以被轻忽到不值一个汉字。
　　不仅如此，在此后30多年的历史里，明妮•魏特琳，在中国的媒体中和历史记录中被“彻底”清除，而且，在不得不提到她和那些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冒死帮助过中国的美国人的时候，他们统统被归类为描述为“用心险恶的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
　　直到1980年代中末，尤其是1990年代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美国“再度”输入中国，中国媒体才开始渐渐地承认并纪念明妮•魏特琳这位伟大的女性——称她是中国人心中的“活菩萨”。
　　之所以挖掘而检视这个似乎与本文主题无关的历史碎片，与本文主题有直接的密切的关联——为着让青年朋友们略微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学习研究英语的客观环境：
　　*. 除了极端个别的例子，没有美国人或英国人到中国来访问来教学来交流；中国的专家们普遍没有在口语上和英美专家双向交流的任何机会。
　　*. 收听诸如VOA、BBC之类的国外英语电台，是违法的，一经发现，就会被抓捕投入监狱，被判反革命罪、收听敌台罪或特务罪；中国的专家们普遍没有在声音上和英美媒体单向交流的任何机会。
　　*. 不仅所有英美主流报刊杂志在中国都被列入反动刊物，英美著名文学作品也大多被归类标签为“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文化糟粕”，统统属于被禁止之列；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也是社会交流和媒体的载体，要学习研究语言，必须研究媒体，尤其必须研究著名文学原著；但那个时代，谁敢研究英美文学名著，谁就随时面临被批判整肃的命运。毛泽东自己就有一句威震天下的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最后，还有一个时代性也是技术性的客观因素，1978年之前，全中国的学校里和文化类的研究所里，不但没有磁带式录音机（磁带式录音机在1980年之后才普及性进入中国），就连钢丝录音机Wire Recorder都很罕见。很多大学里都找不到一台录音机。
　　青少年朋友，你们想一想，那个时代，中国的青年学者能用什么方式来学习研究英语，能研究什么类型的英语？他们根本没有口语层面交流的机会，根本没有哪怕声音层面的单向的交流学习的机会，研究文化类社会类的著名原著又非常危险，于是，这一两代中国英语学者，都去埋首研究书面语了，而且都去研究最中性最没有“阶级性”⑵因而也最安全的语法了。于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中国人的英语语法大家，如略长一辈的大学生都熟悉的许国璋教授、薄冰教授、张道真教授，以及我的朋友和同事，王国栋教授。
　　而这些专攻语法的专家，他们在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而然也都成为语法为纲的英语工作者，只不过，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即使在英语语法功底上，他们已经远远比不上自己的导师。通过一级又一级的传导，还有传导中的蜕化和失真，中国大地上，凡是从事英语教学的，几乎百分百是“语法大家”师门的弟子。
　　许国璋教授、薄冰教授、张道真教授，以及王国栋教授，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动人的象征。中国学者们，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整肃中，千难万险中，仍旧坚持不懈，努力又努力，去汲取西方文化。
　　2. 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的国策，即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是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唯一开放的一扇窗口。1949年之后的10多年间，中苏两国之间曾非常亲密地交往。于是，那个时代，学习俄语的青年，远比学习英语的青年幸运，他们具备在口语和文化层次上交流的众多机会。我们知道，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红色公主孙维世，她对俄语的领悟，超越了语法的层面。我们也都知道，紧随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代领导人，大多是留学苏联的。但1960年代中苏彻底交恶之后，不但俄语热不再，苏联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两国在中苏边境集结百万重兵，时有擦枪走火。1969年，苏联领导人甚至考虑动用洲际导弹核武器，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在试探美国政府口风的时候，美国政府明确反对，威慑苏联而使其不得不终止此计划（当时中美两国仍处在敌对国状态），由此帮助中国免除了一场世纪大灾难。⑶
　　197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俄语更乏人问津，大中小学外语教学完全由英语当道，那些学俄语教俄语的专家教师们，在时代变革下，纷纷转学英语教英语。显然，他们早就错过了在声音和口语层面上学习和掌握英语的年龄，他们学英语教英语，只能死抠翻译式的语法和语言知识。
　　3. 197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后，英语热在中国迅速加温，高烧到今天，演变出诸如“疯狂英语”之类的学习法。英语在四夜之间，从敌对国敌人的语言，变身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语言，全民必修课，第一夜成为大学生的必修科（1978年），第二夜成为高中生的必修科（1979年），第三夜成为初中生的必修科（1985年），第四夜成为小学生的必修科（1991年之后）。如今正全面向幼儿园渗透。
　　巨大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8亿人口（如今是13亿人口）的大国，突然全面“普及”英语教育，应该采用什么教学模式？能不能立刻采用国际先进的英语教学模式？
　　语言是人类生物性的通讯能力，但不是人类社会的工具性通讯技术。中国的许多地区，可以从跳过固话通讯网络时代，直接进入移动通讯网络时代，至少可以同步发展。但生物性的外语语言能力，在任何个人无法一蹴而就，对成人更加难以掌握。
　　1970年代以来国际流行的比较合理先进的各种英语教学模式或体系，不论存在多少差异，都有两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前提：其一，教师本人，或者是native speaker，或者是口语听力都“过关”的娴熟的第二语言或外语运用者（娴熟的英语运用者）；其二，教师本人是成人⑷。而中国的现状是，即使是大学里的英语专家，很多也是语法知识精湛但英语口语笨拙的学者（笔者读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英语教授副教授，其中部分是从俄语转行过来的）。
　　在这种时代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一夜之间要在中国这样的人口第一大国“普及”英语教育，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采纳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教授学习以语法为纲的各种语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