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哈佛的高材生启蒙 [复制链接]

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人类社会制度演化进程中的一个意义是
在互联网时代发展出来的这种社会运动
可能会将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
在新的技术变革中“再生”

人类社会是绝对需要精英的
但人性的固有局限，也同样会在精英群体中体现，并被放大
由此，人类必须探索对精英群体的制约
即使这些精英群体是，比方说，由乔布斯之类的英雄所组成

徐老师今天的围脖（这里没有字数限制，略微扩展）
人类有五个苹果。
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禁果forbidden fruit，代表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原罪；
第二个是古希腊美女女神和美少年Paris的金苹果，Golden Apple of Discord，代表人类的情爱至上（不爱江山爱美人）
第三个是（白雪公主）后妈的苹果，既代表人类女性的极美与极毒，也代表人类女性的极美与极善
第四个是牛顿的坠落苹果，代表人类男性的好奇与智慧；
第五个是乔布斯的苹果，代表人类男性的炫酷；人类的炫酷实际上是人类的装逼。

一点点扩展
美少年Paris 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你可以知道，男性简单地区分，就是这几类
爱美人胜过爱江山（Paris 是典型）
爱江山胜过爱美人（小说《荆棘鸟》的男主角Ralph 是一个代表，徐老师同辈同胞爱戴的周恩来也是一个典型）
既爱江山，又爱美人，徐老师的同胞崇拜的孙中山算是一个代表。

辛亥革命纪念日的庆典之际，
徐老师顺便再说几句大逆不道的话，
孙中山也是装逼的三个嗲表
他不是博士，却喜滋滋地戴着博士的头衔
博士头衔不过瘾
他还要革命同志宣誓向他个人效忠
同志啊同志！
....
乔布斯是靠他个人的魅力和奇技淫巧的小发明，让大众对他的产品效忠
孙中山呢，就这一点上，他的装逼比乔布斯丑陋多了
不堪拷问的人性
.....
他的后人，从蒋.. 到MAO...
都大大地发扬光大了

...

那么女性的简略分类呢？
横坐标，美丑的坐标
纵坐标，善恶（毒）的坐标（所谓最毒妇人心，其实男女都一样）
也许，每个女性都可以在这个平面坐标上找到自己的那个点

抱歉了，我的同胞，我的人类

人类的五大苹果。

亚当夏娃的禁果forbidden fruit，代表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原罪；
中东的

古希腊美女女神和美少年Paris的金苹果，
欧洲的

（白雪公主）后妈的苹果，
也是欧洲的

牛顿的坠落苹果
还是欧洲的

乔布斯的苹果
美洲的（欧洲文化的后裔）


华夏文化中，似乎没有那么N 个嗲表的苹果

如果要在华夏找嗲表的水果，那应该不是苹果，不是鸭梨，而是
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 周南 桃夭》

Paris 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传奇
由于只有最美的女神才能拥有金苹果，金苹果就成为美丽女神之间的纷争之源，Golden Apple of Discord。三位最美的女神Hera（赫拉），Athena（雅典娜），和Aphrodite（阿佛洛迪忒，俗称维纳斯），争抢金苹果，
主神宙斯Zeus 让少年帕里斯Paris裁决三位女神中谁艳冠群芳。
三位女神立刻开始贿赂Paris。

Hera 承诺赠予Paris广袤的国土，覆盖欧亚；

Athena承诺赐予Paris 武功、智慧和战无不胜的军事韬略；

Aphrodite则对Paris说：你可以得到人间最美的女人，她随即宽衣解带，用自己的玉体惊艳少年。

Paris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裁决Aphrodite为最美的女神。
由此，Paris 得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的海伦Helen，却最终遭至他的祖国特洛伊的灭亡。
（原典法遵从的荷马史诗之由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与古希腊同时代的华夏的“桃花夫人”的传奇，
桃花夫人是春秋时息君夫人（息，古国名，大体相当于今河南息县西南），
据《左传》载，因蔡哀侯向楚王称赞了息夫人的美貌，楚王出兵，灭息，强掠桃花夫人。桃花夫人被掳进楚宫，生二子。但她始终无笑无语（华夏的大美人多如此，如褒姒，西施）
楚王追问其故，桃花夫人答道：“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杜牧诗）说的就是这桩子事
现代的木子美，就不会做如此言

一桃三士的典故

人面桃花的典故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仙桃的典故（西游记等）
...

一直到MAO 与蒋争皇帝，MAO 将日本侵华比做三国演义的典故
（抗战胜利后，MAO 天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就是，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

等徐老师有空时，来写一写华夏文化的五桃，五个桃子

你不能只让苹果专美啊

徐老师自恋，也有桃李天下的一天啊
九曲师生规
三冬桃李情

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没有统一的目标，不过以下口号是普遍情绪的表达，
也是对奥巴马执政的内政政策的总结
显然，到目前为止，奥巴马并非林肯的真学生
但他还有机会

Wall Street got bailed out, and we all got sold out!

CBSMoneywatch's Jill Schlesinger points out that, according to economists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corporate profits represented 88 percent of the growth in real national income between the 2Q of 2009 and 4Q of 201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ggregate wages and salaries accounted for just over 1 percent. "The money that companies have earned during the recovery has mostly stayed within corporate America," writes Schlesinger, "and has not trickled down into higher wages, nor has it created enough jobs to put some of the 14 million unemployed Americans back to work."

公司利润占88%，同期工资累计只占1%略强。
你要知道，这是美国人的工资！
你可以想象，那些美国公司，从中国劳工身上剥削的利润的惊人比例。
所以，徐老师早就大逆不道地说，乔布斯是一个奴隶主类型的英雄（远在他辞世之前），因为，他从中国劳工身上剥削的利润，远远远远地超过当年美国南方的白人奴隶主从黑人奴隶身上剥削的利润，而且，他对中国劳工的投诉（直接投诉到苹果公司总部），根本置之不理。

不过，公平地说
乔布斯毕竟有不少奇奇怪怪的小发明，比大多数奴隶主要强
而且，他的高额利润，跟华夏的达官显贵的巧取豪夺，还是没得比

以上英文引自CBS 新闻报道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11/10/10/earlyshow/main20118005.shtml

说的好！
在此引两篇文章，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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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教授与大陆的教授

刘汉民 原创 | 2011-03-26 21:40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教授 哈佛 制度经济学 合约理论  
    　
此文应为人大副教授聂辉华所作。这小子去了哈佛，跟哈特做博士后，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大概不想在国内混了。不过，其文中所说，倒是真的。前几天在上海半岛酒店开会，午餐时，无论威廉姆森教授，还是莱昂斯院长都是和参会者一起排队吃自助餐，没有任何特殊。唯一不同的是头天晚上，哈斯校友和贵宾搞了个聚餐（我也有幸参加了）。
       一、哈佛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2009年9月中旬，我刚到哈佛大学不久，第一次去见博士后导师哈特(Oliver Hart)教授。哈特教授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也是目前的领军人物之一，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和法律经济学会主席，而且是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因此我担心他架子很大，不好接触。没想到，见面后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让我以后叫他Oliver。我说按照中国传统我绝对不能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我应该称呼您哈特教授。他说我不在乎这个，我也要叫你名字。接着，他询问了我的研究计划、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情况。然后，他说明天我们有一次研讨会在MIT举行，那个地方比较远，他可以开车捎我过去。我本能地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在MIT的研讨会结束后，哈特教授让我搭他的车回去，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同车的还有哈佛经济系另一个著名教授阿庚(Aghion)以及另一个哈佛博士后。我感慨地说，真羡慕美国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随便叫名字。而且，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可以简称教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讲师)。相反，中国的同事关系是一种等级制度，从校长、院长、正教授、副教授到讲师或助教。而且，中国的正教授可以称教授，而副教授只能在非正式场合称教授，但讲师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称教授。聪明的中国人一方面为了保持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讳，于是凡是讲师一律改成“博士”!阿庚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教授之间也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哈佛经济系的教师大致分为六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普通正教授、讲席教授、院级教授和校级教授。校级教授是最高级别的教授，目前经济系只有两位，一位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另一位是前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是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是“铁饭碗”。除了哈佛、耶鲁，其他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一般都是终身职，而且有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也有讲席头衔。另外还有非终身轨的讲师(lecturer)。教授的等级差别主要是表现在薪酬上，不代表学术水平的高低，更不是获取资源的“硬通货”。系主任基本上是正教授轮流担任，没有什么实权。实权都在各种教授委员会那里，比如，招人有招聘委员会，升职有职称委员会。哈佛经济系有60 多个教师(faculty)，只有一个系主任。系主任助理是一个行政职务，由非教师序列的职员(staff)担任。哈佛不少教授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但这些头衔全都是一种荣誉职位，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专门的津贴，更不会与各种评奖挂钩。哈佛某个系有五六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连专用的停车位都没有。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一旦申请不到资金，就招不到学生，紧接着就要关闭自己的实验室。

　　在很多中国经济学师生心目中，像巴罗(Barro)、弗登伯格(Fudenberg)、曼昆(Mankiw)和施莱佛(Shleifer)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简直跟神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在哈佛，像这样的大腕每天都可以撞见一堆。毫不夸张地说，在哈佛经济系大楼(Littauer center)里，摔一跤都可能跌倒在这些人身上。接触几次后，你会发现这些“大师”、“权威”和“泰斗”其实也像平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不管你是普通教授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吃饭都要自己排队，出门都要自己开车，开会都要自己拎包。

　　有一次，我参加每周二中午举行的产业组织研究生午餐研讨会。艾斯(Susan Athey)教授是主持人之一，她是第一个获得克拉克奖的女经济学家，而且是那种少年成名的明星经济学家。这次做报告的研究生讲了几分钟后，她才匆匆走进教室。此时，前几排都坐满了学生，但没有一个学生让座。她自己搬了把椅子，随意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东西一边听讲。午餐研讨会是从中午12点到1点。到了1点整时，主讲人讲完了论文，但还在和提问者进行交流。此时，艾斯站起来跟主讲人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了，因为我马上要上课了。而在我看来，拖延时间的是主讲人，说对不起的也应该是他。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公共经济学研讨会。我坐下后，施莱佛教授进来了，就坐在我旁边。因为他跟哈特教授很熟，所以我也经常见到他。他手里没有演讲稿，问能不能借我的给他看一下。我随手给了他，他说了声谢谢。不过他并没有怎么看讲稿，而是信手翻了翻，然后就开始他一贯的漫游式提问。研讨会结束后，他走在我前头。经过活动门时，他一手把着门，让我先走。我哪里好意思，连忙说你先走。客气了一番，最后竟然还是我先走了，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好多人呢。艾斯和施莱佛目前都是普通教授，没有冠以讲席，但是在学生心目中地位很高，在学术界地位也很高。

　　来哈佛之前，我曾经给不少外国教授发过电子邮件索取论文电子版或者请教问题。多数教授都会热情地回信，其中几个还因为没有电子版而给我邮寄了打印稿。我写博士论文时，因为涉及的主题是不完全契约理论，所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本领域的两个Oliver——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哈特(Oliver Hart)——请教过几个学术问题，他们都对我的问题做了答复。我认识的一个博士生在波士顿学院访问，他在哈佛旁听了一门课程，想请任课的教授写一份证明文件。那个教授不仅立即答应了，而且开头用词就是“在我与某某先生一起工作的期间……”。其客气程度实在令人感动。

　　
二、中国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中国的大学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人都被纳入了一个上至副部级下至科级乃至股级干部的森严等级。等级越高，资源就越多，自然越受欢迎。而表示等级的主要信号，就是一个人的头衔。中国的头衔是一种难以向美国人解释的怪物，例如谁能准确地翻译“博导”呢?在大学里，从职称上讲，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每一种职称内部又分出一至四等，据说一共有13级。从职务上讲，有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校长，所有职务还有若干副职或助理，然后还有一个平行的党委系统。在本校系统之外，还有省部级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和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这些校外系统的职务可不是虚的，是官方文件规定的“专家”，而且是带级别的。假如一个人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组长，那是可以直接评二级教授的。在职称和职务之间，还有博士生导师、学科教授、责任教授、院士这些头衔。另外，还有新世纪人才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都是很有份量的奖励头衔。不是在大学里混几年的，根本搞不清楚这些名堂。

在等级制下，大学里的所有这些头衔，全都与资源配置挂钩，而不仅仅是表示工资或津贴不同。例如，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级别。有些学校规定，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必须由学院申报，而二级教授可以直接申报。这些项目和奖项不仅仅是给钱，更重要的是能在评职称时加分。如果一个人是院士，那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申请课题、评奖时可以说攻无不克。相比之下，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真是可怜。有人会问，在职称、职务和奖项之间，究竟先有谁后有谁?一个基本的观察是，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有职务和奖项，比如一个普通正教授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教授。但是谁见过有高级职务的人没有高级职称和高级奖项?看来，三者之中，职务的头衔最重要。头衔如此重要，有如神器，大学教师焉能漠然视之?有关部门又焉能轻易颁授?至于这些头衔是否与学术水平正相关，只有天知道，因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还记得国内一个经济学院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则新闻，说是祝贺本院教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但是，新闻里既没有教师的姓名，也没有教师的项目名称。为啥?因为获得资助者是讲师，那是教师序列里最低的一级。按照“突出领导”的传统，官方显然认为没有必要提及讲师的姓名，反正获得项目一事已经体现了领导的政绩。真是绝啊!

　　我在中国做了二十年学生和三年老师，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老师会像哈佛教授那样平易近人、彬彬有礼。中国当然有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也不乏乐于助人的教授，但是身居高位、久负盛名还能对人一视同仁者实在太少。我自己就见证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场景。读博士生期间，我曾在一次会议上报告自己的论文。评议人是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且还是个“长江学者”。他多次直接打断我的报告，而且动辄就说“这个你没搞懂”、“你说的不对”。当时我年轻气盛，也就毫不客气地反驳。像这种没有风度的对话在哈佛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听众对主讲人的文章有很负面的评价，也会比较委婉地指出，不管背后怎么议论。否则，按一个 MIT商学院教授的话来说，这是还没有充分进化的表现。刚工作不久，我曾参加了一个课题组。课题组开会讨论前，主持人挨个介绍在座的老师，轮到我时直接就跳过去了。此时，一个领导站起来给大家发名片，轮到我时便也直接跳过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刚工作的讲师，人微言轻，不值得提及。后来我就退出那个课题组了。

　　中国的著名教授做报告，如果有高级职务，必定有相应级别的领导出席，以示隆重;会上必定介绍其诸多头衔，以示尊重;会后必定奉上丰厚酬金，往往还要安排宴请和专车接送，以示贵重。要是像哈佛那样搞得“平易近人”，主讲人就会觉得没有面子，邀请单位也会觉得没给面子，下次就见不到面了。哈佛经济系每周大约有十几位外单位教授来做学术报告。如果都要搞开场白，介绍头衔，安排迎来送往，那恐怕也得十几个院级干部才能应付。

　　三、中美对比：权威集中是根本

　　浏览美国的大学网站，你会发现所有教师的名单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所有教师都是平等的;二是方便人们查找。再看中国的大学网站，90%的教师名单都是按头衔大小排列。一般职务优于职称，少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会列在校长或院长之前，职称或职务相同的就按入校年份排列。不少大学的网站甚至根本不列讲师的名字。在开会时也按这种复杂的程序来排座位。中国人的时间和智力很多就耗费在这类没有任何生产性的事务上。注重头衔的教授，往往非常讲究排场，脾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国教授也不是人人和蔼可亲，但总体上中美两国的大学教授在头衔和脾气两方面差别非常悬殊。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体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美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比较完善、透明，因此教授们不需要借助各种头衔来判别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而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更不透明，因此教授们需要通过官方认可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类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原因之一是大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迫使大学内部形成了透明的评价体系。即便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虽三足鼎立，但绝对无法垄断美国大学的第一集团。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庞大的加州大学系统都对三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教授得不到恰当的评价和有竞争力的报酬，就会立即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以哈佛为例。原先哈佛很少从本系直接提升正教授，而是从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人才担任正教授，这实际上严重地压抑了本系教师的积极性。但是今年哈佛经济系居然一下子决定从本系提升两位正教授(终身职)，其中一位叫Emmanuel Farhi，法国人，2006年才从MIT博士毕业，现在还是助理教授，但是已经在五大顶尖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另一位叫Gita Gopinath，印度女性，现在是副教授。据哈佛经济系主任说，前者已经收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正教授offer，而后者也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offer。哈佛如果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会流失。像哈佛这样雄霸世界的大学都必须正视人才评价，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授根本不担心没有好待遇。激烈的大学竞争导致教授流动速度很快，信息交流又很透明，评价机制也很公正，谁有什么水平和学术声誉，圈子内的同行和研究生全都知道，因此美国大学的教授自然不需要靠一个头衔来炫耀。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封面上，对作者的介绍往往就是一句话，他是什么大学的教授，研究什么，通常不会写上在哪里读本科、博士，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得过什么奖励，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要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写了“他在AER、QJE上发表论文多篇”，那肯定会被哈佛的人笑死，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乃是哈佛教授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就复杂多了，关键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然后评价过程又不透明，而这一切又源于受行政体系庇护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发表文章为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能认为《经济研究》或《经济学季刊》是最好的，但中年教师往往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老年人可能认为《经济学动态》是最好的。众口难调，标准不一，规则混乱。面对一群正教授，究竟谁的水平高呢?行内人都说不清楚，行外人就更是捉摸不透了。于是，就必须有教授之外的头衔，例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批次、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多一个头衔，就表明一个人多得到一份认可。因此，不管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学界之外，中国教授总希望自己的头衔多一些，份量重一些，这样才能更有利地发射关于自己类型的信号。一个人如果特别在乎自己的头衔，生怕别人不知道，怎么可能有平易近人的脾气呢?怎么可能为了学术而学术呢?

　　第二个原因是权威配置的问题。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如此，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也如此。例如，一个即便贵为总统，也不能随意干涉学术研究，更不敢轻易向大学索取学位。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1986年哈佛大学正值建校350周年，准备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来做毕业典礼的演讲。里根想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但被哈佛拒绝了，于是他没参加典礼。美国学界内部也是权威分散的。每个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是权威，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将美国的这种权威格局称为“分立的权威配置”，而中国则是围绕行政体系形成一种“集中的权威配置”。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人只要当了官，权力、金钱、美女和学位便信手可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的权威配置。[①] 学术界的情况也不会比官场好太多。一个人如果担任了行政职务，有了诸多头衔，掌握的资源就多了，围着他转的人也多了。如果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那他每天不会被累死?因此，官越大，脾气越大，这是一种均衡，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吧。

“穷人”都上得起不少富人却上不起的哈佛！

高燕定按语: 目前，美国大学申请已经进入紧张阶段.对美国大学奖学金的了解在可能在很大程度影响很多学生的申请是否成功？能否被美国大学录取？是否能来美国入学？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将我的《人生设计线路图——美国升学与前途》一书中的第四章《超前精算，奖学金早知道》在这里连载，并且根据这两年中国学生的案例增订一些内容。

中国家庭虽然普遍比较重视孩子的智力培养，但几十年来，它们从来没有把教育开支和教育预算放在重要的地位“超前”地进行考虑。不论是在美生活多年，还是在中国的家长，很多人对于有可能进行精确计算的教育经费一无所知，有些人虽然有模糊的概念，但也没有准确的定量化的知识。

其实，美国社会是一个很成熟的商业经济社会，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很规范。很多人不了解，甚至误解美国教育费用的“分配”机制，失去了接受教育的良好机会。所以，了解教育经费的有关知识，是应该好好补上的重要课程。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在小学和初中及至高中阶段，中国家庭只为孩子承担较少的教育经费。所以，他们对教育开支没有科学地进行超前的规划或许情有可原。但是，随着不可阻挡的“国际化”的冲击，中国高等教育费用必然大幅度地增长，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迅速“与国际接轨”。了解美国教育费用的“分配”与“补助”规则以及目前很多美国大学实行的学费“分摊”原则和精确的计算方法，对于有计划让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家长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大学的教育费用由政府、院校、私人团体、个人等几方分担，可以达到了减少学生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学的目的。这种先进的教育经费模式可能非常值得经济高速发展，逐步走向富强的中国学习借鉴。了解美国大学教育费用的现况，对于预测未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开支的走向也是有益的。

精确地进行教育开支的预算和规划应该在教育思维中占据重要地位。了解教育经费的细节、计算方法并且提前策划，是教育规划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1．“穷人”都上得起哈佛

人们说到哈佛大学，难免要提及哈佛大学学费的昂贵。其实，说哈佛大学学费贵，那是吓唬“有钱人”的。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都设有贫寒奖学金（Need-Based Scholarship），一般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家庭都能得到非常丰厚的资助。无论是美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能拿到全额奖学金。所以说，哈佛大学是“富人可能上不起，穷人都上得起的学校”。

哈佛大学是私立名校的代名词。人们总认为一般人上不了哈佛大学（这里说的一般人指的是工薪阶层，也就是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更付不起哈佛大学每年4万多美元的费用。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长期的错误观点。

从新闻媒体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震撼性新闻：某学子的成绩特别优秀，个人素质特高，为许多美国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所争夺，并且被授予全额奖学金，等等。言下之意，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发给特别优秀的学生，而对于同样被哈佛大学录取的、相对不那么突出的学生，哈佛大学并不提供奖学金或者全额的奖学金。

这两个错误观点的形成，一是人们可能对常春藤盟校以及美国奖学金制度不了解；二是奖学金获得者及其家长向媒体介绍奖学金的由来时可能过于含蓄，没有合理地解释美国名校奖学金的授予原则；三是媒体有意无意地推波逐浪，谋求新闻的震撼性。

被名校录取、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既然没有对“慷慨解囊”的美国大学感恩和知恩图报，也没有公告自己所获奖学金是家庭经济的原因而来自校友前辈的善施，那么他至少有义务去正确引导媒体和社会大众，这是作为具有优秀素质的人所应具有的起码的道德标准。

事实上，每一位拿到哈佛大学奖学金的学生和拿到其他某些顶尖名校奖学金的学生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能否获得奖学金，获得多少奖学金，只与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密切相关，与自己是否比其他被录取的学生“更”优秀完全无关！

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与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准及大学的收费标准相比，属于贫困水平。常春藤盟校给大学本科学生所发的奖学金，实际上与中国传统观念上的经济困难补助金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奖学金，在美国有一个标准的名称，叫作需求奖学金，也就是说，美国大学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来判断，看这个学生的家庭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外，有多大的需求，才能让这个学生上大学。换句话说，如果得不到一定数量的奖学金，这个学生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教育的费用。有人把这种奖学金叫作贫寒奖学金，实在贴切。这就是哈佛大学等常春藤盟校和很多著名大学在奖学金制度上的“按需分配”原则。有人干脆说，美国的需求奖学金，说得直接点就是“杀富济贫”。

实际上，美国8所常春藤盟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每年只有少量的奖学金是给予特别优秀的学生，而完全不考虑其家庭经济情况之外，都只有需求奖学金——贫寒奖学金。那种不考虑家庭经济状况而发给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叫作荣誉奖学金(Merit Scholarship)。

除了常春藤盟校之外，还有许多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在内的许多名校和非名校，都只有贫寒奖学金，没有荣誉奖学金。

这样的事实已经存在几十年了，然而，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实。在华人圈子里，孩子还没有上大学或者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和奖学金通知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稀里糊涂的家庭比比皆是。

其实，在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哈佛或其他私立名校，常常比上很多公立大学的费用还要低。

1999年，我到哈佛大学参加新生入学活动时，听到哈佛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呼吁优秀的学生报考哈佛大学。他幽默地说，我们的奖学金完全是以“需求”为标准的，我们100%满足你们的“需求”，当你们看到，有的学生一年只付8美元就上了哈佛，你们就知道，哈佛是一所人人都上得起的大学。这个8美元的数字也许是校长临时幽默出来的，但是，每个“穷人”都上得起哈佛倒是事实。

与其他常春藤盟校相比，哈佛大学的需求奖学金一直是最高的。

2004年2月，上任不久的哈佛大学新校长进一步宣布，对于来自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家庭的学生，哈佛大学将不要求他们的父母缴纳分文费用，哈佛将为这些学生提供全额助学金，每个学生每年共计42 450美元。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哈佛大学每年追加200万美元，成为发放奖学金最慷慨的大学，使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哈佛。

相反的，我接触了一些被一流名校录取的家庭经济情况很好的学生，他们被私立名校录取了，但是没有去，反而上了公立大学。究其原因，却是因为学费“太贵了，上不起”。

真是奇怪的现象。只听见“富人”家的孩子说学费太贵了，上不起私立名校，从来没有听说穷人家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对哈佛大学和其他名校“哭穷喊贵”，“富人”可能上不起的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反而都上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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